滕子京：楼傍湖千古，人借斯文扬
在大宋群星熣灿的星光中，这滕子京实在是个不起眼的人物，提起他的名字，大家却也有似是而非之感，好像听过，但具体又不知道是做什么的，能知其名，全凭范仲淹的一篇《岳阳楼记》，至于其他，知道的人肯定是没几人的。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。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。属予作文以记之。”
这是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的开篇之语，从中我们知道了滕子京这个名字，我同大家一样，对他的了解也仅限于此，但实在是记不住从何时起，头脑中被植入了滕子京是个贪官的印象，当时也未深究，及至昨天写范仲淹一文时，才又将这个人物研究了一番。
滕子京，名宗谅，河南洛阳人，幼年丧父，进士出身，初任潍、连、泰州从事及泰州军事推官，后任大理寺丞，知当涂及邵武知县，迁左司谏，因直言谏君，被降为尚书员外郎出知信州，即今江西上饶。
范仲淹推行“庆历新政”伊始，他遭弹劾，降为知岳州，后又迁苏州知府，未已便逝世于任上，时年57岁。
滕子京是靠寡母一手将其兄妹养大，幼时也受尽艰辛，但他是苦读成才，终于考中进士，从此步入仕途。
他同范仲淹是同年进士，所以二人情感深厚，同范仲淹相比，他一直是在基层为官，当时任兴化县令的范仲淹，推荐其与泰州知州张纶当助手，修筑捍海堰，在此期间，滕子京即表现出惊人的魄力和才干。
滕子京之所以同范仲淹相善，是因为二人无论在人生经历上还是性情上，都很有共同之处，所以，二人在仕途上几乎是同进退，当然，后来范仲淹官做得大了，而这滕子京的运气实在是差，他的性格可能过于刚直，而且办事很少顾忌后果，所以屡遭弹劾，二人的官阶于是越拉越大。
滕子京曾在御使台为谏官，因心直口快，上朝言责仁宗皇帝：“日居深宫，流连荒宴，临朝多赢倦色，决事如不挂圣怀。”因此得罪仁宗，将其贬官出朝，放至凤翔府为知府。
《宋史》对他的记载很是简略，但从中可以看出，他的命运是同范仲淹息息相关的，当范仲淹在西北抗击西夏时，“范仲淹荐以自代”，“徙知泾州滕宗谅为环庆路都部署兼知庆州。”
而范仲淹在推行“庆历新政”刚开始时，他即被弹劾奏，说他“前在泾州枉费公使钱”，故“徙滕宗谅权知凤翔府”又“降知虢州，职如故”后又被人举报“盗用公使钱，只削一官，所坐太轻，故再谪。” “徙知虢州滕宗谅知岳州。”反正是一路地悲催。
其实，滕子京一直是跟着范仲淹吃瓜落，范仲淹要改革，必须要触动那些旧党的实际利益，于是，他们便群起而反对，首先是从剪除范仲淹的羽翼开始，这死党滕子京便是首当其冲之人。
滕子京的罪状其实是缘自于司马光的《涑水记闻》，司马光在书 中记载有：“所得近万缗置于厅侧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楼成圾宏丽，所费甚广，自入者亦不鲜焉”。
就是说，滕子京是在借修岳阳楼之机，中饱私囊，有文章据此说他在岳州期间，未使岳州出现‘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’的太平兴盛景象。在老百姓穷困潦倒，饿殍遍地的情景下，他四处搜刮钱财，借重修岳阳楼，为自己树碑立传邀功请赏。
说滕子京贪污其实是由来已久，御史梁坚就弹劾他说，早在同西夏对垒之时，他在泾州费公钱16万贯’，除去分给‘诸部属羌’及‘馈遗游士故人’外，仍有数万贯钱下落不明。那么后来的滕子京是不思悔改，故伎重演，属典型的贪墨之人。
要说明此事的真伪很是复杂，滕子京是范仲淹举荐之人，西夏人来犯，他虑城中兵少，乃自募兵勇迎敌，战后自然要打发回乡，此是一大笔费用，而这滕子京估计也是做事不周，用“公使钱”来开销了这些费用，于是被人拿住了把柄，此事在历史上被称作“泾州公案”。
“公使钱”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公款，它是宋朝的一种特有官给，中央和地方官员都有，可以用来修建、接待、馈赠、犒赏，小部分可以“入己”，所以，从这点看来，这些守旧派是在蓄意诬陷。
此事范仲淹是亲历之人，所以，他两上奏章为滕辩诬，所以，滕子京并未受到处罚，但他确有不当之处，升迁自是无望。
对“泾州公案”，《续资治通鉴》中载有结论：使者“燕度勘到滕宗谅所用钱数分明，并无侵欺入己。”此案在宋代就已了结，并非贪污案。
“泾州公案”明面上是对滕子京，实际上是针对范仲淹，宋仁宗为了平息论争，只得以滕子京“前在回中日馈遗往来逾制”，将他三贬而到荒州草郡岳州。滕子京是“庆历新政”政治斗争的牺牲品！
至于后来司马光所记，并没有说滕子京贪污，而只是说他“所得近万缗，置库于厅侧，自掌之，不设主典案籍。”这句的关键词是“自掌之”，就是说他不交给有司掌管，而是自己任意支度，所以不能将司马光所论视之为滕子京有贪污之嫌，当然就更不能认为滕子京有贪污之实。
司马光属旧党之领袖，同王安石在政治上是死对头，而王安石变法相对于范仲淹庆历变法来说，是一脉相承的，司马光看不惯王安石，当然对范仲淹一党也就无甚好感，他在此一说，隐隐地也透露了他对滕子京有贪污的意思了，这点倒是真的。
但司马光又说了，在滕子京修岳阳楼时，“不用省库钱，不敛于民，但榜民间有宿债不肯偿者，献以助官，官为督之。民负债者争献之，”这倒好像是在赞扬滕子京，尤其是最后一句“州人不以为非，皆称其能”，说明滕子京在岳阳是大受人们喜爱的，这点是同范仲淹所说滕子京在岳州“政通人和”相契合的。
“谁信专城千骑居，空斋图籍两三橱。”这是欧阳修的好友刘原父在岳州亲见滕家境时所作的诗句，这点能充分说明滕子京家贫如洗的实情，滕子京死后，范仲淹所作《祭滕子京文》中承诺，对其幼子要“我今抚之，必教有称”，如果滕子京家财万贯，何用范仲淹作此承诺。
我是不相信滕子京有贪污的，俗话说，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如果滕子京是个贪图钱财的小人，何以能同范仲淹这样人品高洁的一代贤相成生死之交，我还是相信作为正史的《宋史》所言，“及卒，无余财。”
试想一下，一个贪污成性的官员，死后会无余财？由此我想到了张之洞，这个被时人称为“财屠”晚清名臣，死后也是无余财，唯万册图书而已，而那被人称为洗劫了太平天国财宝的曾国藩，死后留给后人的，也是只有一座宅院及一屋书。
他们有个共同的特点，该花的钱绝不吝啬，在办事之时，有大手大脚地铺张之嫌，但是，他们这铺张都是为公，于私则不浸一文，相比这二位，可能这滕子京又没有他们那么多的心眼和智慧，所以在这方面，总是被人抓住辫子而一直官运不顺。
滕子京是个才能卓越的官员，他的政绩不仅范仲淹是赞不绝口，欧阳修就称赞道： “夫虑熟谋审，力不劳而功倍，作事可为后世法，一宜书；不苟一时之誉，思为利于无穷，而告来者不可废，二宜书；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，皆欲为滕侯记，三宜书。”
北宋的散文大家尹洙，在他的《岳州学记》中有云：“滕公凡为郡必兴学。见诸生，以为为政先。庆历四年守巴陵，以郡学俯于通道，地迫制卑讲肄无所容，乃度牙城之东，得形胜以迁焉。”称赞他虽屡遭贬谪，却不以己悲，一心为老百姓办实事。
这些赞誉之词并不是这些人附庸范仲淹而发的美誉之词，因为在宋朝官员的考核中，滕子京的政绩为第一，史载“历中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，治最为天下第一。”
所以，从以上我们可以看出，作出“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”业绩的滕子京是个有能力，人品高的好官，而司马光虽然是史学大家，然而，他的《涑水记闻》正如《辞海》所说：“多数得之传闻，内容不尽确实。”
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也曾说过，《涑水记闻》多处“因传而失实的毛病”。并指出：“至于说在《记闻》的全书中，司马光在政治方面的保守意见到处可见，有时且竟不惜把变法派的人物加以丑化，这就会使《记闻》的说服力要大受损害了。”
所以，我们完全可以相信，《涑水记闻》中关于滕子京的记闻，是当时政治斗争的产物。
藤子京一生仕途坎坷，屡贬屡谪，历经磨难，最高官职只是天章阁待制，这其实是个四品闲官，类似于当今的政协委员，他与范仲淹不是同一官位层次上人，也称不上文学家，但其为人豪迈自负，是位有才干，有抱负的政治家。
忠义平生事，声名夷翟闻。
言皆出诸老，勇复冠全军
这是北宋诗人苏舜钦称赞他在西北御敌时的一首诗，戍边期间，他还团结少数民族共同御敌，深受边民爱戴。当他调离边陲时，“其战卒妻孥数百人，环其亭馆而号送之，观者为之流涕。”
他文武双全，却一生跟着范仲淹吃瓜落，范仲淹未倒霉时他先倒霉，范仲淹倒霉时他更倒霉；他“倜傥自任，好施予，”所有钱财，皆用于民众，又“所莅州喜建学，而湖州最盛，学者倾江、淮间”，然而一生郁郁不得志，
但是，成也萧何，败也萧何，藤子京因为重修了岳阳楼，又“增其旧制”，并且请范仲淹写了一篇名传古今的《岳阳楼记》，遂使得他的名字也一起被人们所熟知，不然，谁会认得他呢？
宋人笔记记载：“滕子京负大才，为众忌嫉。自庆历中谪守巴陵，愤郁颇见辞色。文正与之同年，友善，爱其才，恐后貽祸；然滕豪迈自负，罕受人言。正患无隙以规之，子京忽以书抵文正，求《岳阳楼记》。”
当岳阳楼重修落成之日，滕子京是“痛饮一场，凭栏大恸十数声而已”，可见其忍辱负重仍然勤于政绩的惨淡心境。男儿有泪不轻弹，这“凭栏大恸十数声”是何等的悲怆，何等的壮烈！
我是没去过岳阳，当然就没有登上过这岳阳楼，但我能够想象得出，当我在一个“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”之时，登上这岳阳楼，看这“衔远山，吞长江，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；朝晖夕阴”的万千气象时，定会高声诵读《岳阳楼记》这千古名篇。
凭栏遐思，此时的我，不但会想起千古一相的范仲淹，也会在吟诵“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者矣”时，想起那位修建此楼的藤子京，一位敢于担当，勤政有为的政治家。
那个贬谪于此的藤子京，忍辱发愤，与民同心，兴利除弊，百废俱兴，曾为民做了许多好事的他，似乎正从水光一色的天际向我走来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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